2015年1月1日，湖南安化縣，清塘鋪鎮一家小煤礦，工人大都是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在粉塵嚴重的環境中作業。

　　維權無望后，50歲的廖躍生重回煤礦打工。5年前，他被確診為塵肺病。

　　回煤礦前，廖躍生和他的18名工友一直在維權。從2009年被煤礦開除后，他們打了5年官司，終于在2013年勝訴，被判獲總共375萬元賠償。

　　然而，就在眾人長舒一口氣，認為事情告一段落的時候，他們卻被法院告知，輸了官司的煤礦賬戶上沒錢，賠償無法執行。這一消息，再次讓廖躍生心情跌落谷底。

　　官司打贏了，錢拿不到手，成為廖躍生所在的湖南省安化縣的普遍現象。

　　安化縣人民法院執行局負責人劉杰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坦承，最近幾年安化縣法院共受理塵肺病人訴訟案件140余起，但最終賠償執行到位的只有18起，僅占13%。之所以執行困難，一方面因為近幾年煤炭市場低迷，縣內煤礦普遍虧損，礦主無錢賠償，另一方面也因煤礦產權更迭頻繁，責任人難以明確。

　　企業無力承擔時，有人建議政府兜底解決。安化縣工傷保險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王翔告訴澎湃新聞，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的安化，根本無法拿出這筆錢，僅靠縣一級政府并不現實。

　　內蒙古財經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李文武長年關注農民工問題，他認為，要解決塵肺病人的救治問題，政府必須要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，使工傷和患職業病的農民工通過工傷保險待遇得到及時救治和康復,并長期保障其基本生活。

　　然而，目前湖南各級政府部門之間的博弈還在繼續，而廖躍生們卻很難等待太久。2014年7月，塵肺病人救助公益組織“大愛清塵”發布的《中國塵肺病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報告》稱，全國600萬塵肺病人，通過司法維權，最終拿到賠償的只有18.75%。

　　勞動仲裁勝訴是在勞動局睡來的

　　吳拾中經常開玩笑說，他們的勞動仲裁勝訴是在勞動局睡來的。

　　吳是廖躍生的工友，也是19名塵肺病農民工維權代表。他們原為安化縣清塘鋪鎮蓮花洞煤礦工人，一同在2009年確診為塵肺病一期，并于當年開始維權。

　　塵肺病農民工維權困難主要在于證明自己與煤礦之間存在勞動關系。安化縣小煤礦眾多，從民國開始便有采煤的記錄。不過因為規模小，用工環境粗放，長期以來，很多村民如吃流水席一般，常年在不同煤礦間“流竄”打短工，極少簽訂勞動合同，而這直接導致日后維權時，面臨取證難的問題。

　　一名王姓煤礦工程師告訴澎湃新聞，由于當初招工用工不規范，并未簽訂勞動合同，工人沒有做過體檢，導致現在責任問題很難認定。澎湃新聞在19名維權農民工中調查發現，他們工作過的煤礦普遍在兩家以上。

　　沒有簽訂勞動合同，繳納工傷保險自然無從談起。王翔告訴澎湃新聞，安化縣約有1萬人從事礦井作業，購買工傷保險的只有70%，基本是國企職工，而私營企業，煤礦中除了落水洞煤礦曾購買過外，其他煤礦都沒有為工人購買。

　　如今，就是唯一一家為工人購買工傷保險的落水洞煤礦，也已經徹底停產。

　　安化縣社會勞動保險所所長肖克忠向澎湃新聞確認，因為歷史原因，安化縣目前的煤礦企業社保繳納數量登記為零，“這個只能靠企業自覺，我們也逼不了他們。”肖克忠說，煤礦本身經營困難，沒有錢為工人繳納費用，強制的話，就只能是關停了，但那樣受害的最終還是工人。

　　而吳拾中等人跑了兩年多，才最終取得勞動部門給予的工傷認定書。

　　隨后經傷殘鑒定、勞動仲裁等，又跑了3年才最終“搞定”。對他們來說，維權最關鍵的環節在于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對他們的支持，有了有利于他們的仲裁結果，便可以據此向煤礦要錢，打官司的話，法院也會采信為主要證據。

　　然而，一位不愿具名的安化縣政協委員告訴澎湃新聞，安化縣塵肺病人眾多，據縣安監、衛生等部門初步估計3000余人，牽涉面太廣，一旦勞動仲裁勝訴，將會產生連鎖反應，“其他人都會找過來，社會就會亂套。”

　　而吳拾中們之所以取得了勞動仲裁的支持，全賴于他們能“耗時間”。吳拾中說，他們一開始維權的時候，曾經打過橫幅之類，但除了被警察驅趕，效果并不大。后來他們決定采取和平手段，不吵不鬧，只是每天去勞動局靜坐，像里面的職工一樣上下班，有時候還睡在里面。而2013年的仲裁結果，就是他們“睡”了3天得來的。“勞動局也是拿我們沒辦法了，給結果后還叮囑我們，不要出去到處說，他怕別人也來效仿。”

　　不過他們沒高興太久，很快他們又發現，又要去“睡法院”了。

　　“過激行為隨時可能發生，不能再拖了”

　　安化縣人民法院副院長李文斌對吳拾中和他的工友們印象深刻。他記得，這些人在他辦公室門前密密麻麻躺了一地。而他們的訴求只有一個，要求法院對蓮花洞煤礦強制執行賠償款。